美国的知名大学历年来都实行通识教育，很多大学的学生在一年级通常是不分系的，从二年级开始可以选系，到了三年级才决定主修什么。普林斯顿大学开设本科课程1300多门，还有很多授证书的技能课程。学生入学后可选修各种课程，要到第4学期才选定系和专业。耶鲁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没有任何必修课，课表怎样安排全由学生自己决定。学校只是宏观调控似的要求学生在毕业之前修满36门课，其中至少12门要在主修专业之外，而且在语言、人文、社会科学和科学这四类课中，每类必须至少选三门课。一个耶鲁的毕业生几年前在《纽约时报》上写文章说耶鲁的教育就像一个“大杂烩”，让学生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种通识教育不但可以让学生有更扎实的基础和更广泛的视野，而且能给学生更大的空间基于自己的兴趣与职业生涯设计而选择相应的专业课程。
正是美国的这种通识教育培养了各个领域非常优秀的专才。当一个学生对非洲某个小国的宗教感兴趣，或者想研究远古时期早已绝迹的某种生物，他都可以选修相关方面的课程并顺利拿到学位。于是，任何时候在非洲或者中东、拉美任何一个小国家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总能在某个研究机构找到几个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小国的某个方面的专家，无论是宗教还是艺术、哲学等。我们的专才教育呢，却是所有的大学生都在应付统一的考试，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学习统一的课程，最后，大学生就像是工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产品一样毫无个性。
早在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提出过通才教育的思想，主张一个大学生在大约四年的本科阶段，不应过早地追求专门的知识，而应首先进行“知类通达”的通识教育。他说：“大学期内，通专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亲民之效。”近年来，香港大学打破了近百年的传统，彻底改变课程编排，采取了国外的通识教育模式。内地的高校虽然没有如此彻底的变革，但也有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尝试，比如北京大学2000年启动的“元培计划”、中山大学2006年推出的“逸仙计划”。
然而，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的主流还是专才教育，准确点说是脱离社会现实、培养不了专才的专才教育。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如果单纯学习课堂上那些空洞的贸易理论和简单的外贸英语，怎么可能成为外贸领域的专才？我曾见过一个建筑学博士，竟然连像样的设计图纸都画不出来，至于建筑学以外的东西，他就更是孤陋寡闻了。这样的毕业生又怎么算得上是专才？当学生过早进入了专业性的学习，其知识面的广度、思维能力的深度、发展后劲的强度必然受到影响。选修课对学生的知识结构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学生在忙于应付自己不感兴趣的必修课时，根本没有条件选修那些真正能让自己成为某个领域专才的课程。
缺乏良好的通识教育环境，不等于大学生就不能按照通识教育的理念来学习。对于通过通才教育来让自己培养成专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假如一名中文专业的学生想毕业以后担任时评、政论方面的编辑或撰稿人，他不但要学好文学理论、提高写作水平，更要广泛而深入地学习文学以外的学科知识。在《南方都市报》等报刊的任何一篇精彩社论背后，都有着丰富的公共管理、社会学、法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基础。又如果一名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准备毕业后担任财经记者，不但要学好必修的新闻学方面的专业课程，而且要重视文学、艺术等人文基础性的课程，更应该突破学校的教育模式，通过自学、旁听、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塑造一个财经记者应该具备的核心竞争力，比如：提高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理论素养，增强对社会财经现实的了解程度，提高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反应能力等等。只有通过自觉的通识教育锻炼多方面的这些能力，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财经记者。
勿以勤劳对冲职业生涯规划成本
勤劳的人未必富有，刻苦读书的大学生未必就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很多大学生在大学四年里丝毫不敢懈怠，从不逃课，勤于自习，每学期都是一等奖学金，英语四、六级的分数都很高，考了很多证，还担任了学生干部、参加了很多社团活动，可毕业时发现仍然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呢？不是说天道酬勤吗？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时，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制度资本不足、制度成本太高，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对冲了制度成本。而对于那些刻苦学习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来说，根本性的问题往往在于职业生涯规划的缺席。在努力前进的同时却没有一个前进的目标，结果成为了闭着眼睛拉磨的驴，累得满头大汗却发现还在原地。对于一个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的人来说，不管如何努力，最终只能是哪儿都去不了，他不过是以勤劳对冲职业生涯规划成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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