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底，由于戴戎光为人狡猾，贪污中饱，对下刻薄，又加上他较一般人反动思想要顽固，如蒋介石下野时，他也脱去军装，换上便服表示与蒋介石同进退等。因此，部下对他是阳奉阴违，背后都对他很不满。后来尤其我，因为他把我由总队长调为参谋长，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对付我，令人可恨。这个时候党已派来地下工作人员，如党员唐秉钧同志，他是唐秉琳的哥哥，由江北过来，住在我总队部附近，以养病为掩护。另外还有解放军敌工部派来担任交通的吴明同志，以及后来派到要塞作内线工作的营教导员徐以逊同志等。所以当时吴广文、唐秉琳等已经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了渡江准备工作。由于我和吴广文是同班同学关系，他约我参加过数次起义小组秘密会议。记得有一次在我的总队部开的会，又有一次在我家里开的会。会议参加者，有吴广文、唐秉琳、王德蓉和我等。在我家里开会那一次，除我们四人外，还有唐秉煜也参加的。我参加起义小组，当时思想深处真实情况，是看到国共两党斗争非常尖锐，将来究竟鹿死谁手，还不得而知。我和蒋介石是浙江同乡，是黄埔八期学生，又是陆大十七期毕业，手中有“黄、陆、浙”三张王牌，在蒋帮部队里是够混了。但是共产党一旦胜利后，我怎么办呢？我一张也没有，我就不能混了。因此，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能够在共产党胜利后情况下，也能够混起见，所以就想有机会最好通过一个关系，对共产党也有所表现，作为我日后能够混的一个出路。恰好吴广文约我参加起义小组，一方面在吴广文的友谊支配下，另一方面又恰恰正好合我的心意。后来唐秉煜秘密到江北解放军总部汇报军情，取得一切联系，以及如何协同解放军行动等问题，这些渡江前准备工作，都是仅仅瞒过了戴戎光。所以江阴要塞的解放，可名之为江阴要塞军官起义。
在大军渡江前夕，大约在1949年4月间，吴广文因放船事，引起戴戎光的怀疑，因此，借放船贪污嫌疑，戴戎光将吴广文逮捕。后来吴广文逃脱，秘密地去到无锡。
在解放军渡江头一天，即1949年4月20日早晨，戴戎光派我到常州参加丁治磐所召集的军事会议。其主要内容是已侦悉解放军炮兵阵地的地点，令要塞炮兵今晚向江北解放军在八圩港以西二公里附近地带的炮兵群进行歼灭性射击等。会毕，当晚返江阴，先到黄山要塞指挥所见戴戎光。只见他头上冒气，慌慌张张地在那里打电话，我也没有把会议内容告诉他，仅仅说了一声我开会回来了。他也没有问会议的内容，就叫我回江阴城内司令部坐镇，专与友邻部队及上级联络。当晚我在司令部，步上阳台，瞭望四野，一片死气沉沉。当夜23时左右，风向急剧地转了一百八十度，由东南风变为西北风，这正是有利于大军渡江，此乃天时作美。
由于要塞地下党的领导，作了许多渡江前的准备工作。4月20日半夜，看到江北岸上燃起三堆火光，这是表示渡江战役的开始。要塞上的炮，事先已经把炮弹的信管卸掉，变更了射击口令和射击的距离，作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二天，即4月21日1时左右，解放军趁着有利的风势，万船齐放，以排山倒海之势，二十分钟就到达南岸。仅在黄山要塞东边长山附近，与二十一军一个营的防守部队有过小小的接触。
在要塞附近渡江，都是顺利地飞上南岸。当先头渡江部队上岸后，唐秉煜和地下党徐以逊同志以及刚渡江过来的营长等带领少数人，换上国民党的军帽，首先进入黄山要塞总台的指挥所，巧妙地活捉了要塞司令戴戎光。于是江阴要塞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得到解放，光荣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江阴要塞既经解放，迅速地把炮口转过来向二十一军阵地射击。当时，二十一军的一四五师适由江北八圩港向南岸败逃，渡江时，遭到要塞炮兵阻击，伤亡甚大。在21、22日，解放军以江阴要塞既得阵地为据点，在江阴东西两侧地区陆续登岸，并迅速地占领和扩大了各处滩头阵地，使国民党苦心经营三月之久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地渡过长江，汤恩伯所属各部队在解放大军全线突击的巨大威力震撼下，被迫放弃沿江要点，分别向上海、杭州、浙赣线实行总退却、总崩溃直到总消灭。
江阴要塞的失陷对蒋介石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他的计划是放弃南京，据守沪杭，而江阴要塞是守卫沪杭的要冲，失去江阴则沪杭危殆。当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戴戎光主动向解放军投降，蒋介石在4月23日的日记中郁愤至极地写了一行醒目大字：“戴戎光叛变，南京撤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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