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面粉要手工推磨，不像现在有电磨，手推磨需要力气呀！说得通俗点，推磨几乎就是把人当牲口使。可孙金铎是长子、是丈夫、是大哥，他白天出工，晚上推磨，推一大家子人的粮食，有几次，这个大个子瘦削的男人居然晕倒在磨床旁……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孙金铎在当年的10月考入了孤岛红专大学。
到了1962年，在工厂里干过两年技工的孙金铎又一次背着行李包出现在村口，村里很多人都很吃惊，似乎又觉得没什么好惊讶的。回到家里，别说父母不理不睬，就连两个二十出头的弟弟也对他的“无用”明显地反感了。许多人都哀叹“孙金铎这辈子算是完了”，“再折腾也离不了泥土了”。这时他姐姐已经嫁给邻村一农民，妹妹们也不敢指望这位见过大世面的大哥能带给她们意外的欣喜和幸运了。不过那时，大弟弟孙金章已经穿上了国防绿。
当年近四十的单身汉孙金铎当上幼儿园老师的时候，全家人对他彻底失望了。大部分人其实都很矛盾，一方面敬重有文化的人，一方面却又在心里轻视“教书匠”，更何况一个幼儿园“大叔”。甚至很久以前，不知是谁混账至极地留下了“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王”的老话。家里人不会再对他说什么了，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别干，反正“孩子王”也算不上什么显赫的职位。
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大家都穷，孙金铎虽然竭尽所能，仍常有青黄不接的窘迫。有时饿得实在耐不住了，也曾厚着脸皮到老娘（他的继母）那里去讨一个冷馒头，就在1980年春节前，孙金铎最困难的时候，他曾强撑着到邻村的姐姐家，“姐姐，你给不争气的弟弟一斤二斤的玉米面吧！”即便都被一个“穷”字所困，可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呀！怎么会忍心看着他饿倒呢！
精神抑郁、营养不良加之操劳得紧，疼倒人的口腔溃疡多年来像影子一样赶都赶不走，相信很多靠嘴工作的老师、电台主持人、营业员等人群都有切身体会。说起来不是什么大病，可是影响很大，说话时口腔内都疼痛无比，要命的是影响吃饭，甚至喝口水都会蜇得创口疼半天。这病成因复杂，不好治。民间有些偏方，比如抹锅灰，中医里管锅灰叫“百草霜”，的确是有些镇痛作用。疼得受不了，孙金铎抹锅黑、撒冰片，甚至往口腔里直接撒青霉素粉、含生菜油这些土方子都试遍了。后来大夫说要用核黄素乙，有时他就到县城的药店买点，更多的是大弟弟孙金章从部队邮寄或者托人捎回来。那时孙金章已经提干了，成为革命军人的他逐渐在理解他的哥哥，也在努力劝说家人包容哥哥的人生选择。此时的他也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帮助哥哥。凭良心讲，虽然这种理解是有限的，但贫困、饥饿、天灾使得人类亲善的本性得以充分的释放。他们和千千万万苦难的大众一起共同走过了那一段，那满是苍凉和苦涩回忆的一段，也是孙金铎从未中断的幼儿园最最难熬的一段。
孙金铎的继母已是古稀老人，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女儿家。而她的两间大屋虽然仅有四壁，也是幼儿园的另一个基地。冬天，因为它面积小易保暖而被充分利用，孩子多的时候，则充当大班的教室。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不善言词的老妇人，当我要为她和她的儿子合个影时，她非常从容地闭上了眼睛，不知是因为不愿意照相还是不知该做何表情。这个非亲生的儿子，她一样没少操心。我对她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她并不理解儿子的内心，却一直在默默地支持着他。
孙金铎带着我到济南，一进弟弟家门，他的弟妹马上拿出一双旧的却是很干净的黑色咔叽布面的系带棉鞋（部队发的那种），换掉脚上那双沾满了油渍污秽又磨得溜光的大头鞋（俗称“踢死牛”），也是部队发的那种黄色牛皮头、绿色帆布帮的大棉鞋。孙老师即刻感到舒服、绵软，晚饭吃的是小米粥和白菜馅的大包子。气氛融洽。
不知怎么一个不小心，孙金铎和他的弟妹、那位老共产党员开始就《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思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和弟妹各执一词，一声高似一声，最后孙金章不得不一声吼住了他们，饭桌上才停止了严肃的理论之争。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情形，在他们家，但凡孙金铎来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一点也不稀奇。
孙老师多次表示，他是多么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啊！可是，多少年来，他一直未能如愿。我那天看到，他的大弟弟孙金章丝毫不带戏谑地说：我已经说过好多遍了，你在思想上早已入了党，只是组织上未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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